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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9 卷・第 1 期
發行於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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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地斯國家替代發展之研究:祕魯、委內瑞拉與厄瓜多的比較

黃富娟

  自華盛頓共識以降,拉美國家落實新自由主義政策與結構調整,卻無力解決根深蒂固的貧窮與社會不均問題。進入後華盛頓共識時代,懸而未解的發展難題催促拉美國家繼續尋求替代發展的道路,並促成二十一世紀前十八年南美洲興起一波反新自由主義的左派政權,又稱「粉紅色浪潮」。這波趨勢的共同性在於:都試圖解決獨尊市場經濟遺留的社會不公與貧窮問題,並尋求一個兼顧經濟成長與更合理社會分配的替代發展方案。
  事實上,拉美替代發展方案經常是「價值理性」取向的,政治領袖又深具個人領袖魅力,配合一個較弱的國家能力,以及回應政治衝突衍生的不斷調整策略,造成發展理念到政策落實之間產生斷層,以致於經常成效不彰,而被批評是嘩眾取寵。然而,拉美替代方案在試圖形塑一個新的發展觀點及建構一個新的社會契約上,仍深具啟發性,無法全盤否定其貢獻。特別是它們挑戰了新自由主義模式假設「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作為政治與經濟治理的理念型,事實上為尋求替代性政治與經濟制度創造了可能性。
  基於此,本文目的在探究祕魯的「包容性成長」、委內瑞拉的「玻利瓦革命」與「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以及厄瓜多的「美好生活社會主義」三種替代發展方案對於發展的核心思考與治理之異同。研究發現,它們雖導向分歧論述與實踐,但共同點在於:反新自由主義的發展邏輯與政經議程,強調「發展」應回歸到對於「人類進步」價值的重視。在治理策略上,除找回「國家」在經濟與社會的角色之外,同時強調以「賦權」來強化人民政治與經濟能力,並凸顯以「參與式民主」和「經濟民主化」兩個替代性政經制度,來修正「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衍生的不公與貧窮。


  關鍵詞:替代發展、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參與式民主、經濟民主、反新自由主義


武裝衝突期間軍隊的文化資產保護角色及其實踐: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影響

郭雪真

  武裝衝突期間軍隊保護人類文化資產的角色,國際人道法、國際人權法與國際刑法訂有相關的義務及規範,但此義務或法律規範具體的落實則是有賴於國際組織與強國(主要是美國)在不同的戰爭或武裝衝突期間的實際經驗。即使美國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已經規劃保護當地文化資產的措施,軍隊及其盟軍仍遭致批評未能保護文化資產,後續2004年在科索沃戰爭期間未能保護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修道院及防止種族屠殺之間的兩難、2005年在伊拉克薩馬拉(Samarra)歷史1200年的清真寺螺旋塔遭到毀壞,以及2014~2015年「伊斯蘭國」蓄意毀滅古文明文物等案例,都呈現出聯合國、「北約組織」及歐美國家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關鍵角色,更促使其在伊拉克戰爭後強化文化資產保護的認知及能力,以及建立更完善的文化資產保護制度。本文第一部分略述國際法有關武裝衝突期間軍隊尊重與保護文化資產的規定,以理解軍隊的保護角色是國際法所賦予的責任與義務。第二部分說明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後美國建立的文化資產保護措施,以理解美軍在伊拉克戰爭前的文化資產保護準備工作,以及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文物遭劫遭竊事件及其後續的影響。第三部分以2003年伊拉克國家博物館事件後的三個案例,論述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關鍵角色。第四部分探討伊拉克戰爭後國際組織與歐美國家為強化軍隊保護文化資產的角色、認知與能力,建立相關政策與準則的措施。探索上述各項議題,藉以展現軍隊在戰前的規劃、戰時的防制及戰後的懲治,其保護文化資產的重要角色。

  關鍵詞:文化資產保護、武裝衝突法、國際人權法、國際人道法、國際刑事法院


東南亞人權政治:條約承諾的意義(1981~2015)

顏永銘

  近年來,國際人權規範在東南亞地區出現了正面的發展趨勢,並引發了學界之興趣。然而現有研究多聚焦於東協區域人權機制的創建與後果,對於人權公約承諾的關注相對不足,少數的研究所提供的解釋亦未能盡如人意。本文企圖透過量化資料的實證分析,探詢決定東南亞人權公約承諾的主要因素。透過觀察東南亞十國自1981年到2015年間對主要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紀錄,本文驗證了主要理論觀點所歸納出的四項假設,實證分析結果顯示,規範論與理性論觀點在不同的人權公約中產生了一定的促進效果,然而並無證據支持一普遍性承諾機制的存在。此外,同化論觀點在東南亞脈絡下並不存在,顯見對於國際人權公約以及區域人權機制的理解,無法一概而論。東南亞區域人權政治的複雜圖像,在不同層次,不同議題,不同階段均有可觀之處。

  關鍵詞:人權公約、批准、東南亞、同化、政治敏感性


從「避險」到「軟制衡」:美國的策略如何改變越南的中國政策,2014~2019

阮功松

  學界一般認為,冷戰結束後,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包括越南在內的東亞小國對中國所採取的外交策略偏向「避險」或「接納」。文獻指出除了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外,越南亦主動與各大國交好,並強調其要走著一個獨立、自主、多元且多方化的外交政策路線,此被視為越南對中國的「避險」策略。然而,本文認為有關越南對中國政策的分析較爲單向,即大部分僅著重在越中關係本身的推拉力,而忽略了美國在其中的主動角色。因此,無法說明越南對中政策近期的動態變化。本文的論點是,基於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考量,越南自2014年至2019年間對中國的政策已經從「避險」轉向「軟制衡」。本文認為,這種改變由「懲罰性因素」及「激勵性因素」所驅動。懲罰性因素乃為中國自2014年之後所給越南帶來的壓力和威脅比此前更為明顯,表現在於中國在南海的強硬姿態、越南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等,使得越南要在「抗衡」與「扈從」之間做出選擇,而難以繼續維持其過往模棱兩可的「避險」策略。激勵性因素所指的是美國因素,近年,為了圍堵和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不斷地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其中越南成為美國戰略佈局中的重點國家之一。而另一方面,越美兩國之間存在諸多戰略利益上的交匯,使得越南更願意接受美國的示好。進一步靠攏華盛頓可以使得河內擁有更多的籌碼來應對北京。不過,越南的抗衡舉動尚處於較為「低調且軟性」的程度,故本文稱之為「軟制衡」。

  關鍵詞:越中關係、美國、避險、軟制衡、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