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期期刊

第 58 卷・第 2 期
發行於 六月, 2019

厚資料與意義探勘專刊導論

劉正山

  本刊的發行時間,距離世上第一支iPhone 上市(2007 年6 月29 日)剛好滿12 年。隨著行動裝置、Web 2.0 社群網路的快速發展及資料量快速累積,這可以說是個資料和技術急速發展,令許多文獻無法解釋新興現象與問題的時代。這也是個學界面對世界轉變、學界新人興趣出現
轉向的時代。近年,大數據(big data)的概念風行,帶動眾多研究領域(如心理學、管理學、傳播學、語言學)的轉型。我們已經見到許研究者從規模龐大的數據中爬梳規律及新知。他們為1970 年代就有的探索式的資料途徑拍去了陳年積灰,而這股「資料導向」(data-driven)
與「方法導向」( method-driven )研究的風潮讓本來就很強勁的「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研究風起雲湧,愈來愈多研究者使用更多、更新的資料與方法進行實驗與探索。雖然這個風潮還熱不到「跟不上就完蛋」的局面,但是對於「數據可取用性增加」不感興趣的學者,或是對於已經能夠看見資料分析價值但不可能為此放下原本研究取徑、重新學習程試語言的學者來說,現在十分強調資料(含大數據)及方法的風潮,可能已令不少學者感受到缺乏話語權的處境。


初探厚資料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現象:以國有企業部門為例

劉致賢

  作為對資料導向研究的反思與補充,強調意義開發的厚資料研究途徑於2013年被提出,國內外的相關研究至今仍在探索階段。本文以中國研究中的政治經濟議題作為例子,展示如何以厚資料研究途徑突破與研究對象相關之數據失真的問題。本文主張有意義的數據資料使用是立基於相關行動者的辨認之上,研究者必須能夠釐清兩個問題:形成數據資料趨勢的相
關行動者是誰,以及相關行動者的利益與行為動機結構為何。後者將促使研究者將行動者行為之所以產生的脈絡帶入分析中,以此瞭解人類從事該行為的意義。


福島事件後台灣核能議題的媒體再現

鄭安授

  2011年3月11日,日本規模9.0地震所引發的海嘯,導致福島核電廠出現爐心燃料熔損及放射物質外釋的緊急狀態。福島核災後,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引發了國人對核電安全的普遍關注,也激起國人對國家整體核電政策的關心。為了解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使用哪些框架再現核電議題?這些媒體框架是否因報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報導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這些人所呈現的立場與價值為何?有何差異?以及福島核災後新聞媒體的報導呈現何種趨勢?在媒體框架和價值觀點上是否有所變化?本研究藉由內容分析法,分析2011年3月11日福島核災發生日起,至2012年4月30日福島核災週年後一個月,《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總計1,416則關於核電議題的新聞報導。研究結果顯示,媒體採用政治性框架的比例最高、其次為安全框架與責任框架。就消息來源而言,政府官員為媒體引述的主要消息來源,其次為政黨人士或民意代表、再其次為專家學者。就媒體報導的趨勢與個別報紙報導的差異來看,不同時期媒體報導的框架和價值會呈現差異,而個別報紙在媒體框架、價值呈現及報導的態度上也有差異。


法律資料分析與文字探勘:跨境毒品流動要素與結構研究

邵軒磊; 吳國清

  台灣約有六成毒品來自境外,因此「跨境」毒品流動為重要研究主題,亦關乎台灣在國際政治上之非傳統安全領域,但至今少有公開資訊。本研究使用法律資料分析法,探索七萬餘篇法院判決書作為文本資料,描繪「毒品案件要素與結構」。研究發現:(1)近年約有三分之二件毒品案件是累犯,所有案件中之四分之三可易科罰金,兩者佐證現實上監獄負擔過重問題。(2)近年關於毒品之7種犯罪方式之數量增長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犯案數量由大至小為「施用、持有、製造、販賣、轉讓、運輸、栽種」。(3)就近年案件而言,三級毒品愷他命(Ketamine)和四級毒品含其原料跨境走私情形最為嚴重;不過在「施用、持有」上卻是二級毒品最多。(4)本文使用結構方程模型發現關鍵字中,「以物販運」對「毒品種類」呈現正向路徑效果,可以佐證跨境毒品多以進口物品為由夾帶回台。本文發現台灣跨境毒品流動主要結構為:「由犯罪團隊以貨物從大陸走私或夾藏方式運輸四級毒品入境,將其作為先驅原料,再製造出二級毒品轉而輸出或在國內使用」。由於此一結構具有「輸入/加工/輸出」的特性,本文指出台灣很可能已成為跨境毒品鏈之節點。本研究主要貢獻在於處理巨量文字資料的實做與法律資料分析法,可有效提取法院判決中可茲使用之資訊情報,可茲作為厚資料實踐之可能範例。


聯邦體制與選舉制度對不同層級選舉間選民政黨偏好轉移之影響:德國2013年至2017年聯邦眾議院及巴登—符騰堡邦議會選舉之實證研究

彭睿仁

  在德國多層級聯邦體制和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MMP)作用下,聯邦眾議院(Bundestag)與邦議會(Landtag)選舉,常因不同層級間之政治連結(Politikverflechtung),形成相互影響的關係。故選民常將聯邦政府的執政效能,在邦議會選舉中
直接歸責於執政黨在邦層級對應的參選政黨,而邦議會選舉因此也被視為「測試性選舉」(Testwahl)。依「次級選舉」(The Second-order Election)理論之假設推斷,聯邦眾議院與邦議會選舉屬第一級和次級選舉間之關係,故選民在選舉週期及不同層級選舉重要性考量下,於各黨間顯示出高度變遷性。然僅從選舉結果觀察,無法得知選民的政黨偏好在前後兩次選舉間如何轉移,以及其選票之變遷程度。因此,若要測量選民真實意向,須利用集體層次之選舉資料進行分析。惟集體資料係由個體資料集結而成,特性就如同厚資料,無法於其中區分個體行為資訊,因此需以「區位推論方法」(ecological inference, EI),進行「跨層次推論」(cross-level inference),以集體資料回推個體層次投票行為及建構厚資料知識。
為此,本文運用「Gary King的區位推論模型」(Gary King’s EI model)及「階層貝式模型」(hierarchical Bayesian model),估計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2013至2017年聯邦眾議院與邦議會選舉間之選民投票穩定及變遷程度,以檢驗各項依「次級選舉」理論建構之假設,同時並從厚資料研究之觀點,解釋選民投票行為之轉變趨勢和對政治勢力消長之影響。